孩子的代购天赋，不可摧毁了之

　　据大连本地媒体报道，记者接到某家长报料，自己读小学六年级的孩子从班上同学那里“代购”了一包零食。这位做零食代购的同学，要求同学先“下单”，自己后“发货”，每包零食加价几毛到一块不等，一学期下来，从事代购的同学还设计出了积分制、普通会员、VIP会员、入股分红等玩法。

就像很多家长所惊讶的那样，我看到这则新闻，也不免有些吃惊。当然，我更多的是钦佩之情。作为东北亚的经济重镇，这个大连孩子所展现出来的市场敏锐度，也许代表了所在城市未来发展的潜能。所以，与很多家长所限制的做法不同，我认为这绝对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。

要指出的是，代购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。孩子渴望获得零食，而家长的接送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对零食购买权的管制。代购的前提就是存在管制或者某种限制，所以，在市场需求客观存在的基础上，必然会有人来提供相应服务。实际上，大连小学生的案例并不独有，至少我在上世纪90年代上小学时，身边也有帮人购买零食，同时收取一定费用或实物的做法。只不过有所不同的是，大连的案例显示出了更强的专业性、组织性。

在过去，同学间代购零食主要基于一种互惠互利的背景。互惠互利的做法是以彼此间的同学情谊为基础，你我之间是可信赖的，这次你帮我，下次我帮你，或者支付一定的酬劳，但主要还是看在咱们同伴、关系不错的基础上。这类情形，可以从“社会资本”的角度出发，即可以看到同班同学之间存在的信任网络。

但在大连的案例里，市场交易规则取代了传统的信任网络，积分、会员、入股等概念的引入，表明现在的小学生更加懂得现代市场营销的流行手段。相比之前的信任网络，市场规则可以扩大受众，扩大市场规模。实际上，记者之所以得到报料，恰恰就是在市场不断扩张的过程中，一位同学的零食在回家后被母亲发现所导致的。

因此，从根本上来说，代购是管制的必然后果，是生长出来的，不是设计出来的。这也意味着，只要管制一直存在(家长不让买零食)，即便禁止了这位代购同学的“经商资格”，其他代购或类似代购的举动还是会涌现的。而在现有情况下，家长的介入与学生对零食观念的改变，似乎很难建立起直接的联系。我相信，家长更容易采取减少零花钱、增加监视密度等专制手段来确保自己的孩子不卷入代购圈子。

尼尔·波兹曼在《童年的消逝》中，主要讨论的是电视媒体对孩子的拔高效应，一个10岁的孩子可以拥有跟成人类似的审美和价值观。对于一个12岁的六年级孩子，个别有天赋者对消费市场玩法的纯熟掌握，也不该令我们感到惊讶。从出生开始，孩子就一直通过模仿成人行为来进行自我暗示。对此，我深以为然，大连案例中的小学生，他也希望获得成人般的待遇。

对此，家长的引导就变得非常重要。考虑到学校是一个去商业化的场所，所以这样的天赋很难持续得到展示和培养。所以，从老师到父母，应该尽可能给他创造一些其他的适合发挥他才能的环境。从教育的角度出发，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的特点和兴趣，当他们对某一些方向展现出特殊天赋和浓厚兴趣之后，成人的回应、鼓励和支持就显得特别关键。而这，恰恰是十几年来我们所谈论的“素质教育”的内核所在。 尼德罗